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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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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真

在孙中山四十年革命生涯中,福建基本没有受到孙中山的多大注意。○1然而,在两次护法运动中(1918至1920年,1922至1924年),孙中山与福建事务的关系却相当密切,福建两度成为孙中山的革命党和革命军的大本营和复兴基地。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孙中山与福建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对福建在孙中山晚年革命中的地位与意义做一分析与定位。

一、孙中山用兵福建

1917年夏,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和广东地方势力在广州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是年8月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从法理上说,军政府是统辖西南护法六省的最高机关,但实力派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与孙中山貌合神离,心怀异志。他们伙同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昆和莫荣新对军政府明阻暗挠,造成军政府形同虚设,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军政府无“军”。吃够了手中没有武装之苦的孙中山曾以30万元开拔费为条件,说服北京政府

海军总长程璧光和舰队司令林葆怿率第一舰队南下护法,但海军的局限性大,1918年2月程遇刺身亡,护法海军逐渐倒向能为其提供饷糈的桂系军阀。在军队众多的广东,真正属于孙中山的几乎没有。没军队的“大元帅”在军阀林立的广州,尴尬地位可想而知。严酷的事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寻机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以摆脱受各系军阀掣肘的困境。援闽粤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

1917年底,在政治上倾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受桂系排挤而卸职,离职前提议将20营省长亲军(警卫军)交海军,改称陆战队,由陈炯明指挥。此议给予孙中山建军一个极好的机会,但遭桂系强烈反对。孙中山采取重大妥协,一是示意“胡汉民放弃民选省长的位置”○2;二是向陆荣廷保证这20营部队不留广东,待机向外发展;三是支持莫荣新取代陈炳昆出任广东督军,换取莫同意亲军改编事宜。1917年10月,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受段祺瑞运动而宣布独立,闽督李厚基着臧致平部予以支援,旋虽由桂军将之平定,但闽军仍在压境,莫荣新为利用陈炯明攻闽以保两广地盘,“乃允予陈炯明兵20营,令其攻闽,且称援闽粤军总司令”。○3

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既联合又斗争,费尽心思,以重大妥协争取而来的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部队。国民党的早期军事人才几乎全派往这支部队。孙中山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和总军师,也是这支部队的“后勤部长”,为维持这支寄托他全部希望的子弟兵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努力为之谋划一切。

援闽粤军出兵福建前在潮汕整训了约5个月,其间,孙中山的军政府与桂系广东当局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达白热化程度。莫荣新对军政府“只许自灭,不许自生”,○4孙中山心力交瘁,左击右挡,无奈兵力、财力、物力皆受制于人。军政府被迫改组为总裁会议制后,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并离粤赴沪,以示与西南军阀不共为伍的态度。虽然辞职后的孙中山接受了党内同志的意见,为了保证援闽粤军的部分饷源,同意任军政府政务总裁,并派徐谦赴广州代行职务。但明摆的事实是,军政府已经变质,孙中山护法的初衷落空。事实证明,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5,这是孙中山经历失败所得出的认识。孙中山将军阀作为同盟者的政治战略首度碰壁。

护法是失败了,但援闽粤军还在,这一成果对孙中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朱执信说:“先生寄厚望于粤军,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果’。”○6援闽粤军没有辜负孙中山的厚望,1918年5月10日向皖系军阀控制的福建发动全线进攻,历经数战,终于在8月31日攻占闽南首府漳州,控制了闽西南约20个县的地盘。这一消息令孙中山兴奋不已,这是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国民党人凭自己的力量所占的第一块地盘。有了军队和地盘作后盾,孙中山既可以北挡北京政府,南拒桂系军政府,争得政治发言权;又可以实践其民主革命理想,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孙中山自护法失败辞职后的尴尬地位完全改观。

粤军的胜利是桂系莫荣新所未料到和极不愿看到的,他又忌又恼,处心积虑地困迫粤军,铲除异己。此时的援闽粤军实际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况。严峻的形势迫使孙中山主动调整政策,能屈能伸,不四面树敌。他以徐谦为代表与广州军政府保持关系,不把事情做绝;他对闽督李厚基的主子——北京段祺瑞政权的强烈敌对姿态也有所降低。1919年上半年南北上海和议期间,孙中山与皖系政要的往来趋于经常,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我当引为同志。”○7暗示存在孙皖合作的可能。受孙皖改善关系的影响,陈炯明与李厚基的谈判也在加快,进入到划界签约的实质阶段。

策略的灵活,延宕了战争,为援闽粤军赢得了两年相对和平。期间,粤军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标谤“刷新政治”,在护法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漳州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一时期,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均常驻或造访漳州,“时同志多集中闽南,于党义宣传、地方改革,卓有成效”。○8漳州无疑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中心和国民党的大本营。由于粤军控制下的漳州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曾一度被誉为“闽南的莫斯科”,○9护法区也一度被誉为福建的“模范小中国”。○10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直系军阀迅速崛起,并与西南桂系暗通款曲,联手反皖。面对骤变的形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孙中山断然采取联合皖系、反对直桂联盟的新策略。这一战略转折,给援闽粤军造成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免去两面对敌之忧,为返粤讨桂做好充分准备。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胜皖败。受此鼓舞,桂系乘势对援闽粤军下手,8月16日,粤桂战争全线爆发,10月下旬粤军攻人广州,迎接孙中山重返广州,开展第二次护

法运动。

粤桂战争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战争,仅2万之众的援闽粤军后发制人,仅两个多月就收复广州,底定全粤,从而结束了援闽粤军的使命。这一结果是当初批准将20营省长亲军交给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的莫荣新所万万没有料到的。事实证明,福建是孙中山用兵、养兵的极好场所,孙中山从无一兵一卒,到两年后以两万之师打回并夺取广东,“援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粤军二度入闽是在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形势危急,整个粤军叛变2/3,仅剩局促于赣南的许崇智部1万余人仍忠于孙中山。使侥幸逃脱至沪的孙中山看到了一线希望。这时,“适段系徐树铮正在沪浙活动,在沪会见了孙中山。徐树铮企图夺取福建地盘,拟策动其驻在福建延平的西北边防军第24混成旅王永泉部驱逐李厚基,请求孙中山调驻瑞金的部队一同攻李。孙中山认为借此机会可将困处江西的部队调到福建补充整训,然后回粤讨逆,遂同

意徐树铮的请求”。○11很明显,孙中山对于援闽粤军在福建的经历记忆犹新,摆脱困境,东山再起,有赖于福建。许崇智、王永泉合作驱逐已投靠直系的李厚基是一个大胆、巧妙的行动,是孙皖军事合作的典范。事情正如孙中山所期待的那样,许、王联军于1922年10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统治福建达9年的李厚基逐走,夺取了福州。因双方事先有约“闽局定后,公推王永泉主持之”,○12故粤军并不以占领军,而以客军的身份暂住福州,志在回粤讨贼。

对于李厚基被逐后的福建,孙、段做了安排,以国民党人林森为福建省长,以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但北京直系政府不容孙、段把福州作为反直基地,迅速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调派直系骁将孙传芳、周荫人率两师入闽。三系人马,两个省长和一个总司令,这种怪异政局军情预示福建将有复杂的争斗。

粤军在福州一带整训补充,元气很快恢复。孙中山电令入闽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下辖3个军,约2万人。孙中山把重建广东护法根据地的希望寄托在这支部队上。从《孙中山年谱》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他与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蒋介石、林森、王永泉、黄展云、徐镜清、陈肇英等福建军政名流,以及与讨贼军合作的民军头目许卓然、宋渊源、张贞等都有密切的函电往来,甚至讨贼军的旅长王懋功、林驹等,孙先生都亲笔复函,言辞恳切,寄望殷殷,感人至深。孙中山并竭尽全力为讨贼军筹款谋械,派廖仲凯、刘纪文携款至榕劳军。当时,汪精卫曾到榕视察并为林森就任省长之监誓。国民党还派遣李章达、蒋光鼐、叶剑英等一批年轻的军事人才到讨贼军任参谋、副官。陈策、张惠长、陈庆云、林伟成等海空军人员亦来榕视察,林伟成并以华侨捐献之飞机数架运来,作为建立空军之基础。○13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前来访问办事者络绎不绝,福州一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

1923年1月,以杨希闵为首的滇桂(西路)讨贼军与陈炯明部下谭启秀配合,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先生再达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在广州组织政府。东路讨贼军大部于2月2日自闽人粤,在孙中山指挥下,参加讨伐陈炯明和滇桂军阀的战争。

孙中山两度用兵福建,在与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作斗争的同时,与福建派系势力也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曾深陷各种矛盾和纠葛之中。

援闽粤军深入福建,在割据地域建立护法区,给处于北洋军阀高压统治下的福建以很大冲击,在造成新气象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矛盾,酿成不少局部战争。在粤军攻闽的同时,孙中山指派宋渊源、许卓然、王荣光等闽籍革命党人(还有受命于方声涛部滇军的张贞)潜入福建,收编民军散勇,策应援闽粤军。这些革命党人怀揣孙中山的委任状,到处滥委“司令”、“军长”,一时间民军呈恶性发展。闽南一带数万蛰伏于山野的民军麋集在“护法”大旗下,先后组成“靖国”、“护法”两军。民军匪性十足,占山为王,画地为牢,时而联合,时而火并。陈炯明亦派人收编民军,并在民军中制造矛盾,拉一打一,粤军与民军的火并也时有发生。总之,打着“护法”旗号的福建各派军事力量,为争夺地盘阋墙煮豆,矛盾纠葛异常复杂。远在上海的孙中山不时接到福建寄达的告状信,对福建护法各军的内部冲突忧心不已,但又不明是非曲直,只能不断致函各方,苦口婆心地说明护法大义,要他们“捐除小嫌,同心御侮”。○141919年6、7月间,此类信函就达6封之多。经孙中山的不断调和,各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成见依旧,问题的关键是革命党人将福建民军作为基本力量加以利用是极不可靠的。孙中山在调和福建的派系争斗中,愈发感到“闽事极杂”○15,他在答复福建各方人士的信函中多次提到“粤平而闽定”,“闽局暂听其自然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

粤军二度入闽,为时虽短,但孙皖共同掌控福建的局面,使孙中山与福建的关系更深一层。当时,有三个难题曾困扰孙中山:

其一,与王永泉的关系。王系皖系将领,许、王合作逐李是孙皖联手的具体化。但王颇具心计,又野心勃勃,在皖系处于颓势的情形下,他更看重巩固其统治地位。表面上,在讨贼军不与其争福建地盘的前提下,与许崇智合作,而且不断与孙中山联络,而暗地里却致电北京直系政府表示服从,并与北京任命的“福建镇抚使”刘冠雄勾结。对这样一个人,孙中山不甚明了其真面目,他多次致函王永泉,在宣慰、嘉许的同时,指出福建的外患是粤省的陈炯明,敦促他“攻粤图存”,“粤定而闽可固”,告诫他“讨贼军不日回粤讨陈,北京不可靠,闽人将有不容外之思潮,问彼将何以善其后”○16。惟王永泉的军阀本质决定其不可能听从孙中山的劝告。东路讨贼军离闽后,王逐渐倒向北京政府,与入闽的孙传芳、周荫人合作,不久即遭孙、周暗算,兵败离闽。

其二是福州的“倒林拥萨”事件。孙中山力主林森为福建省长,林就任后无法应付复杂的政局军情和财政枯竭,王永泉和福建国民党领导人黄展云等地方势力暗中策动政潮,两次召开“公民大会”,吁请林森让位于北京政府任命的萨镇冰。孙中山对此十分恼怒,批示黄展云,要“发电大骂假冒公民,此间当维林排萨,必极力之所以达此。”○17孙中山认为,福建党人的畛域观念过重,他在答复黄展云的信中透露不快,谓“近年来各省区域之见重,党谊往往为所烟没。据道路传闻,虽闽省多贤,亦不免此。矫而正之,将惟足下是赖。”○18东路讨贼军离闽后,林森失去军力支撑,更难控制局面,无奈,孙中山只得将任职仅4个月的林森召回大本营另用,改任萨镇冰为福建省长。

其三是援助陷入重围的厦门臧致平。直系孙传芳、周荫人人闽后,闽南漳、厦一线尚有皖系臧致平部和东路讨贼军何成浚、孙本戒等部及大量民军队伍。1923年8月,陈炯明叛军攻占漳州,臧、何残部纷纷涌入厦门。守军7千余人困守厦岛一隅长达近8个月,周边被包围得如铁筒一般。臧致平亟思解围之策,迭电孙中山求援。此时孙中山在广州正忙于国民党改组等事务,无暇分身,况且许崇智部粤军已大部回粤,福建可资利用的力量很少。苦无良策,孙中山只得嘱咐臧:“漳泉虽失败,不必灰心,务其毅力奋斗,必有挽救。”○191924年3月初,孙传芳、周荫人突然发难,对王永泉下手,王措手不及,败走上海,一时福建大乱。臧致平、何成浚乘机联络闽南各路民军同时行动,大举反攻,渡海突围,攻占漳州。孙中山闻讯,立即召集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由臧致平节制所有留闽讨贼军及民军各部,除臧致平闽军留为对付泉州方面之敌外,其余均一律向潮汕进发,以堵截陈炯明叛军之后路。孙中山对闽南战局极为关注,当时国民党的改组在中共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业已完成,正积极筹划驻粤各军的北伐事宜。孙中山想乘臧致平反攻之机,在闽粤边开辟新的战线,打击叛军腹背,以期彻底解决对广州造成威胁的陈炯明叛军。但形势却不容乐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臧致平部虽有7千之众,且战斗力较强,但其志向在皖系最后一块根据地浙江,他不断与孙中山联络,首先是服从于当时孙皖合作的需要,其次是想求得款项支援。臧致平攻占漳州仅一周,形势急转直下,直系大军和陈炯明所属洪兆麟部向漳州扑来,臧、何率军且战且走,损失惨重,被逐出闽境。孙中山为解臧部之围,曾命讨贼军急攻陈炯明老巢东江,但洪兆麟部并未回撤。随着臧致平的失败,先前附着讨贼军的福建民军也大都投靠了直系军阀。至此,孙中山与皖系合作形成的反直同盟在福建完全失败,随着国民党势力退出福建,孙中山与福建的关系趋于完结。

福建在护法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护法运动是孙中山晚年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果实——民主共和政体与北洋和西南军阀进行的一场武装斗争。期间,孙中山在广州先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和非常大总统,以广东为根据地,戮力北伐,问鼎中原,与北洋军阀政府一决高下。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山革命在走上联俄联共道路前,险阻艰难,曲折跌宕,其困难之大,常人难以想象。护法运动亦不例外,第一次护法运动,在西南军阀的明阻暗挠下,毫无建树,军政府“自生自灭”,连孙中山的“大元帅”也被人易为“七总裁”之一,孙的领袖地位被“合法”地剥夺,孙一气之下,留下“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

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辞职通电,离粤赴沪,闭门着其《建国方略》去了。第二次护法,本来形势大好,广东护法根据地空前巩固,粤军北伐捷报频传,可手握兵权的陈炯明反心渐露,对孙中山的大政方针阳奉阴为,最后发展到炮轰秀楼,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给孙中山的事业以很大的打击,他很失望,但不绝望,因为经他亲手播下的火种已在邻省福建燎原。福建自民国初年开始,由于临近广东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北洋和西南两大军阀集团统治的交叉地带,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势力与各军阀反复争夺的地区。第一次护法运动在广东失败,但孙中山亲创的援闽粤军却在闽西南打下一片江山,建立了闽南护法区;第二次护法运动,许崇智部粤军在赣南粤北受挫后,迂回福建,与皖系王永泉合作,攻下福州,

经休整扩编,改为东路讨贼军,一举打回广东,与陈炯明叛军展开殊死博斗,在中共和黄埔学生军参与下,最后战胜之。

在孙中山晚年的革命历程中,福建替代广东,两度成为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一次两年整,一次四个月。革命在这里绝处逢生,护法在这里重现生机,形势在这里柳暗花明。革命党人和革命军队在福建的奋斗,使孙中山在艰难竭蹶之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预见到光明的未来。可以认为,孙中山晚年的革命与福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孙中山自1917年护法伊始直至逝世,一直争取将广东作为大本营和根据地,援闽粤军和东路讨贼军夺取福建一是为了求得地盘,二是为了休养生息,集聚实力,其目的仍是打回广东,但不可否认的是,粤军在福建驻扎的两个时间段,是民国以后孙中山在政治上最险困

的两个时期,倘若没有福建的侧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北洋和西南军阀的联合剿杀下,遭受失败是无疑的,政治、军事上要东山再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作为一派政治力量,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没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自身安危都无保障,更遑论问鼎政权。所以,表面上看,夺取福建就孙中山来说是权宜之计,从实效上看,粤军在福建的经历,却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从绝境迈入坦途的转折点,从此,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意义不可低估。正如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粤军攻取福州,孙中山给时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蒋介石的信中所说,陈炯明叛变后,福州是国民党的唯一凭籍,“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藉,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20

至于护法期间孙中山与福建事务的关系,整体上看是很深地陷入了各种矛盾和纠葛之中,这从孙中山从1918至1924年与福建各方人士的大量电函中可以窥见其貌。福建原本不属西南护法阵营,而一直由北京政府控制,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福建成了南北政府统治的交叉地带和当时的政治、军事热点地区。各派势力常年在这里争城掠地,再加上福建土着民军的兴风作浪,造成福建的战争状况和军事线索较全国其它地区更为复杂、曲折和头绪多端;政治争斗也呈多元化,诡谲多变,总之,是一幅混战不息、光怪陆离的景象。无怪乎孙中山在其函电中发出“闽事极杂,须待粤局彻底解决后再谋整理”○21的感叹。孙中山远在上海和广州,对福建的情况不甚明了,只能通过报章和函电间接了解,因而对一些事务的判断主观因素过强,做出的指示脱离实际。如福州“倒林拥萨”事件,根本原因在于林森无社会基础,其过重的国民党色彩使其在传统上不是国民党势力范围的福建难以立足;而萨镇冰是海军耆宿,为人宽厚,淡泊名利,在榕颇具声望,是各方均能接受的人物。孙中山坚持“维林排萨”,批评黄展云的“畛域观念”,最后虽然不得不将林森召回,改任萨镇冰,但措置无方,处事被动是明摆的事实。

孙中山两度用兵福建,其依靠和联合的是民军和皖系驻闽部队,援闽粤军和东路讨贼军曾从这种联合获利。如民军曾配合粤军作战;再如王永泉、臧致平部作为友军,在帮助粤军摆脱险境,进军福建,和掩护何成浚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两支力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民军劣根性根深蒂固,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暴露无遗,在被革命党人利用的同时,也给革命党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事实证明,革命党人发动并依靠民军弊大于利。皖系作为一个趋于没落的军阀集团,在反直的基础上和孙中山求得联合,应该说双方都从这种联合中取得某些好处。但他们的政治目标和军事意图是不一致的,各有

各的打算。王永泉和臧致平的军阀本质决定他们不可能按孙中山的战略意图行事,他们之联络孙中山更主要的是捞取政治资本和企求饷械支援。虽然孙中山将他们引为盟友,为他们指示军机,补充饷械,但王永泉最终投靠了直系北京政府,臧致平几经辗转,依靠浙江卢永祥去了,使孙中山企图在闽粤边开辟第二战场、打击陈炯明腹背的目标落空。随着许崇智的讨贼军奉调人粤和皖系军队的失败,福建军事天平迅速倾斜,国民党军阀完全控制的省份。人纷纷离去,直系势力染指全闽,福建成了直系军阀完全控制的省份。

注释:

○1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于赴粤途中在马尾上岸,盘桓福州两日,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亲临福建。同为华侨主要主居地,国民党(含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闽势利,远不及广东。在以两广为中心的孙中山历次革命中,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受牵连的福建至多只起到配合作用。

○21917年8月28日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省长。

○3《民国日报》1918年1月25日。

○4《民国日报》1919年1月17日。

○5○7○17○18《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16、1198、1458、1575页。

○6汤锐祥《孙中山与护法海军论集》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8罗香林《乙堂文存》,转引自陈建平《浅谈孙中山在闽南护法区建设中的作用》,《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漳州建州一千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编《漳州简史》1986年版,第127页。

○10陈定炎《陈竞存先生年谱》1995年版。

○11广东省政协《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1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1173页。

○13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4○15《孙中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1576页。

○16《国父全集》第3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856页。

○1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12年),台湾正中书局1960年版,第230页。

○20○2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11年),台湾正中书局1960年版,第1087、423页。